2月2日，由陕西省文物局、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指导，陕西省考古学会主办、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承办的“2023年陕西六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结果揭晓，清涧寨沟遗址、韩城陶渠春秋京邑遗址、宝鸡下站遗址、汉唐漕渠与昆明池遗址考古（2012—2023年）、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北城墓地、神木杨家城城址（麟州故城）入选。
2023年，陕西考古硕果累累。这些考古成果凝聚着考古工作者的心血，为探索中华文明的绚烂图景拨开迷雾。
１ 清涧寨沟遗址
揭示商代晚期陕北地区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
清涧寨沟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解家沟镇寨沟村，在这里发现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大型墓葬、小型墓地、铸铜遗存、一般居址点等不同功能的遗迹密集分布在相邻的山峁上，遗存密集区占地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其遗存丰富、要素齐全、规模巨大，凸显出商代北方黄土梁峁地带方国中心聚落遗址“多峁一体”的分布特征。
清涧寨沟遗址寨塬盖夯土建筑（资料照片）。
2022年6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市、县相关单位组建清涧考古队，以寨沟遗址为中心，开展了一系列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取得了阶段性重要收获：发现黄土丘陵地区规模最大的商代中心聚落及陶范等铸铜遗存，首次发现殷商文化圈以外数量最多的甲字形大墓和双辕大车。
清涧商代考古发现是近年来商代方国考古的重大突破，为几十年来黄土丘陵地区不断出土的铜器群找到了明确的考古背景。大量车马遗存的发现为探索我国马车的出现与车马埋葬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关键证据。清涧寨沟遗址出土的大量青铜车马器、兵器、玉器、骨器、漆器、龟甲与殷墟高等级贵族墓葬物质文化相同，金耳环、蛇首匕、陶器则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反映了黄土丘陵地区与商王朝之间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商王朝对周边地区的强烈影响。
清涧商代考古的最新发现，揭示商代晚期陕北地区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为探讨陕北地区商代方国政治地理结构、了解殷墟时期中原与边陲地区文化交流与互动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
２ 韩城陶渠春秋京邑遗址
春秋早期的“京”邑
陶渠遗址位于韩城市芝阳镇陶渠村东北、西赵庄村西，跨芝水河南北两岸。2020年5月开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韩城市文化和旅游局对该遗址开展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工作。
韩城陶渠春秋京邑遗址M16平面正射影像（资料照片）。
通过3年多的工作，考古人员基本摸清了陶渠遗址的年代、布局、结构、内涵等。陶渠遗址春秋时期遗址面积约80万平方米，遗址北部以东西向壕沟为界，发现有高等级居址区、普通居址区、大型墓葬区、中小型墓葬区等。
2020—2023年陶渠遗址的发掘工作主要集中在3个区域：陶渠遗址中部的高等级建筑区；陶渠遗址大中型墓葬区；芝水河南岸西赵庄小型墓葬区。目前共发现9座“甲”字形大墓，已完成8座“甲”字形大墓、7座中型墓的发掘，“甲”字形大墓墓道中均埋葬有数量不等的车马，最多的埋葬了7辆；在大中型墓葬中发现殉人现象的比例很高。
综合墓葬的年代、葬制葬俗以及“京”字铭文等，考古人员初步判断陶渠遗址的性质为春秋早期的“京”邑。陶渠遗址是继梁带村芮国遗址之后又一处可确定的春秋早期畿内封邑遗址。此次考古发掘明确了遗址的布局、结构和内涵，为研究春秋早期畿内封邑提供了标本，为全面、立体复原京邑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对研究周代的分封制、政治地理有重要意义。
３ 宝鸡下站遗址
为研究秦汉时期祭天礼制及其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宝鸡下站遗址位于宝鸡市陈仓区磻溪镇下站村，地处秦岭北麓渭河南岸的台塬之上。遗址总面积约23万平方米，共发现祭祀坑1400余座。2020年至2023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陈仓区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下站遗址进行了3次主动性考古发掘，清理灰坑数十座、半地穴房址3座、各类祭祀坑99座。祭祀坑按形制和坑底埋藏物的不同可大致分为长条形祭祀坑、长方形祭祀坑和洞室祭祀坑3大类。
宝鸡下站遗址出土的“密”字陶文陶片（资料照片）。
除玉人、玉琮、玉璜祭祀玉器组合及大量金、玉、铜质车马器，铜弩机、箭镞等兵器外，宝鸡下站遗址还出土了玉圭、玉璧残件、玉璋残件等其他玉器和“密”字陶文陶片、钱币、铁质农具以及云纹瓦当、文字瓦当、砖瓦等建筑构件。
畤祭是秦代的祭祀传统。秦汉两代在雍地先后设立五畤进行祭祀，史称“雍五畤”。宝鸡下站遗址的祭祀遗存数量庞大、内涵丰富，与雍五畤之一的密畤在位置上有唯一对应性。遗址出土的“密”字陶文，进一步明确了下站遗址即为密畤所在地。密畤于公元前672年建立，西汉末年被废，前后延续使用时间长达600余年。宝鸡下站遗址作为目前国内发现的先秦至西汉时期性质最为明确、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为完整的国家祭天遗存，为研究此阶段祭天礼制及其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４ 汉唐漕渠与昆明池遗址考古（2012—2023年）
周人“南水北调”解决镐京用水的重要工程
2012年至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的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对汉唐昆明池遗址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勘探，从2019年开始先后对6个关键节点展开重点发掘。
汉唐漕渠与昆明池遗址出水口交汇处。 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供图
考古确定了汉唐漕渠与昆明池进水区、出水渠道，进水均来自一条从秦岭石砭峪而下、后在香积寺西折到西甘河村西、再北流至石匣口村的人工河。石匣口村西侧形成一较大面积的进水区，石匣口村东侧分布的数个取水口将来水注入漕渠、昆明池，多余之水通过昆明池池岸西侧的沟渠排入沣河。考古人员确定了昆明池池岸位置与池深，昆明池的北岸位于今丰镐村南高地，人工夯筑而成，池最深不超过3.3米；确定了滈水及镐京东、南界，昆明池池底发现一条长约4200米的位于镐京遗址东、南侧的西南—东北向沟渠，研究表明该沟渠当是镐京的东界、南界。据文献记载，该沟渠应是周人“南水北调”解决镐京用水的重要工程。
作为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汉唐时期水利工程考古项目，汉唐漕渠、昆明池考古勘探与发掘工作，从考古学上确定了攸关汉唐都城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的漕渠渠首及部分渠线，发现了与文献记载一致的漕渠与昆明池间的沟渠联系，清晰而明确地揭示出汉唐时期国家水利工程的宏伟面貌，滈水及周都镐京东界、南界的确定是周代水利与都城考古的重要发现。
5 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北城墓地
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地区墓葬形制演变的见证
北城墓地是北朝隋唐时期的高等级墓葬群，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十六国北朝隋唐时期规模最大的长期使用的独立墓园，位于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北杜街道北城村原村址。2021年至2023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此开展考古工作，已发现墓地围沟1处、墓葬200余座，围沟内面积8万余平方米。围沟内墓葬规划有序，排列整齐。
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北城墓地西半部全景。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供图
考古工作发现的东北部38座十六国墓葬呈四列分布，是近年来关中地区十六国墓葬最集中的一次发现。在其中一座墓的墓室内发现的土雕仿木建筑造型，是十六国墓葬中罕见的形式。在十六国墓的南侧及西侧，等距离布置五列101座北魏至西魏墓葬，出土有北魏“太和十三年”纪年墓志砖、西魏“大统十五年”纪年墓志砖。北周及隋唐时期的墓葬主要分布在围沟内西侧，116座墓呈四列有序排列。
北城墓地的发掘，对研究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地区墓葬形制演变和墓地规划设置及管理制度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研究十六国北朝隋唐时期北方地区政权频繁转换、少数民族群雄并起这一复杂历史背景下长安地区的人群构成、文化融合过程等具有十分重大的启示作用。墓地内各时期的墓葬形制及随葬品则随着时代的演进逐渐产生变化，反映了十六国北朝时期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逐渐融合的进程。
６ 神木杨家城城址（麟州故城）
北宋控扼西北、抵御辽夏的重要屏障
杨家城城址（麟州故城）位于神木市店塔镇杨城村西北侧的黄土梁峁区域。近年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杨家城城址取得重要考古收获。
神木杨家城城址（麟州故城）内城南门址。
考古工作发现一座“北城”，城内所见遗物多为宋金时期。考古人员发现杨家城城址由东城、内城、西城、北城四座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城垣组成，城内面积约70万平方米，四座城垣当非一体而成。
此外，考古人员在杨家城城址周边还发掘了北宋番将高世忠家族墓地，征集到北宋秉义郎徐德墓志等遗物，表明杨家城城址为北宋时期一座重要城址。瓮城内东北、西北、西南、东南四角各坐落一组建筑。考古发现瓮城内拥有一套完备的储排水系统。此外，杨家城城址还出土了数量庞大的遗物，包括瓷器、陶器、石器、建筑构件及钱币等，陶瓷器显示的唐宋时期特征较为典型。
城墙高大厚实、多重城垣设防、兵器数量较多以及出土“官”字款砖瓦、漏泽园墓志等说明杨家城城址是一座唐宋时期的重要官修城址，军事性质尤为突出。结合地望、文献以及相关文字性遗物考证，杨家城应为唐宋时期之麟州城，是北宋控扼西北、抵御辽夏的重要屏障。
照片除署名外均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记者 赵茁轶 张琪悦
